政治大學IDAS的博士候選人 顧名儀 正在寫博士論文，訪問我關於標題中的相關題目。我覺得內容不錯，在顧女士的同意下，發佈成上 下兩篇文章。如果你要引用或參考，請務必註明原訪問者，與回答者。
顧明儀曾任空姐、記者、主播與主持人，後來轉任企業資訊長，也在大學任教，持續活躍於公共領域 。
其中 問就是顧女士提問，答就是我（陶韻智）回答
訪談主題: 臺灣作為中小型經濟體,在 AI 主權化趨勢下的避險策略與路徑選擇。（下）
上篇在這裡，這裡是下篇。
問: 所以您認為,以臺灣來說,最好的避險方式仍是把硬體供應鏈做到極致?
答: 以目前來看,的確如此。我們的整體人才在硬體上是世界完全無法匹敵的。
反過來看,我們在軟體人才上,儘管我自己就是做軟體的,但像我這樣的軟體人在臺灣總數太少。如果現在硬要轉軌、刻意「斜槓」過去,反而會把硬體的人才消耗掉,我們本來世界第一的優勢可能變第二,這更不好。而且這只是把我們的軟體從可能第 25 名拉到第 15 名。
稍微想一下就會發現,即使我自己是做軟體的,冷靜判斷,臺灣在軟體上短期之內看不到什麼明確的機會;但壓在我們已經很強的事情上,持續維持五到十年的競爭優勢,這幾乎可以確定。10 年、20 年內被「幹掉」的機率,幾乎可以說是不會。這兩個題目的優勢，是完全在不同的維度上的。
問: 以新加坡作為對比──新加坡彈丸之地,半導體生產比例不能跟臺灣比,但他們在治理上找到很好的位置,不讓自己變成只靠某一邊的 hub,在平臺選擇、外交上盡量左右逢源,以制度與治理做平衡。臺灣現在的條件與政治環境,有沒有可能向新加坡看齊?還是根本不可能?
答: 我覺得不可能,也不可以。
第一,如果要兩面討好,我得先「打贏新加坡」。我前面講的邏輯是要做第一名,而新加坡在這個賽道上其實已經非常困難,目前全世界就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得最好,他等於是這個班上的第一名;我做第二名沒什麼好處,做到第 15 名更沒有好處。只要不是第一名,差別其實不大。
第二,我們跟新加坡的整體態勢也不同。新加坡沒有太多歷史 legacy 在裡面造成 confusion(衝突),臺灣根本沒有辦法變成另一個新加坡。
結論是,我當然很想打贏新加坡,但他自己還得去打贏瑞士、或某個其他國家──每個賽道都有要競爭的對手。我認為在新加坡這條賽道上,我們前面的競爭者更強,所以無論在實際條件上,還是在過去成功經驗上,模仿新加坡都做不到。
問: 這是不是您強調的「路徑依賴」?從今天開始模仿新加坡理論上可行,但要再花數十年。我們過去的成功路徑塑造未來想去的地方;目前看起來臺灣的成功路徑就在半導體上,基於地緣政治原因,歐美訂單持續而來,五年、十年都看得到;與其去走另一條不確定的路,不如延續既有路徑。可不可以這樣理解?
答: 可以這樣理解。沿著現有路徑,我可能對也可能錯,但這個訂單我看得到五年、十年後仍會在;我目前想不到充分理由,為了一個不容易確定的未來,放掉這個已經看得到的路徑。
反過來,如果要走到另一條路,我也會去看過去有沒有成功經驗。假設要走「兩面討好」這條路,中華民國也曾經做過,但帶來的 disruption 經常是劇烈起伏──有時很好,有時瞬間下來,過去發生過太多次。所以我目前對「換新招」的看法是:它沒辦法被 proven 為正確,也沒辦法被 proven 為可重複執行。
因此,在這個時候,毫不猶豫地選擇原本的路徑依賴,我覺得才是比較正確的判斷。
問: 您的中心論點我大致掌握了:臺灣應該專注做自己最擅長、能拿到第一的事情。最後一個大問題:如果繼續走製造業為主、這條路徑依賴的路,十年、二十年內看似仍有本錢可吃。十年、二十年之後呢?臺灣最壞的劇本是什麼?最好的劇本又是什麼?今天此時此刻,我們應該優先做哪一件事,才能確保未來的長治久安、或者持續贏下去的底氣?
答: 臺灣是過去的高等教育造就了今天強大的競爭力來源,這是基本的原理。剛好又遇到中美脫鉤,訂單轉移過來──這是「命好」的部分。但為什麼是臺灣拿到、不是越南或泰國拿到?是因為過去持續的教育、高科技員工的素質。
接下來,我認為要做的兩件事:
第一,把「數位勞動力」也納進來,進一步強化每一位國民「賺錢的能力與素養」。把人才作為「國本」這件事,仍是最重要的。
第二,充分運用我們現在賺到的錢,去其他國家進一步投資,以投資帶來未來長治久安的收益。比方說去亞利桑那投資不錯、去德國投資也不錯。
用勞力賺錢是第一步,用智慧賺錢是第二步,接下來就要走到「用錢賺錢」的第三步。如果能做到像猶太人那樣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財富,我們所能受到的支援就會更大。我是這樣想的。
問: 追加一個問題:您現在正在推廣 AI,而我們前面也談到臺灣在 AI 上比較弱、跟前沿大平臺有差距。作為一位 All-in AI 的知識與技術推廣者,您覺得這中間有沒有矛盾?即使做不到前沿,在 AI 這件事上臺灣應該怎麼把它發揮到最大?
答: AI 基本上只是 infrastructure(基礎建設)。水管不是臺灣人發明的,發電廠也不是,我們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是自己發明的,但我們拿來用。AI 之後也應該變成一個基礎建設。所以我對「拿來用」這件事是極力推廣的──就好像現在當然要用電,而且電要越發越多,我才能用它去做更多有生產力、有創新性的事。
我不會因為它是「誰發明的」就特別擔心什麼;如果要擔心,我會去檢查它的資料內容,而且未來會有許多供應商做二次加工。目前因為時代快速推進,有能力做出這麼強大「發電機」的當然是美中兩國,但半年前的「發電機」我也還在用,所以最終它就是我的基礎建設而已。
我看烏克蘭打仗,即使雙方殺紅了眼,也不太會去打對方的基礎民生建設。這說明人類其實非常有智慧,當某個東西被視為基礎建設時,我不認為它會被當作攻擊對象,反而比較像基本人權:無論敵對或友好,大家都會非常尊重並 support 任何人取得這些東西。
我現在 All-in AI 的原因,是因為臺灣用的人太少、用的速度太慢。如果我不做這件事,臺灣會有非常多反對使用 AI 的聲音。但回到您的主題:小國應該充分使用 AI,因為小國人少。我希望臺灣不要真的就是個「小臺灣」,而要變成「看起來超大的臺灣」──方法就是有非常多優異的數位員工幫我們把產出擴大 10 倍、100 倍,我們就在「規模上」變成大國,實體土地上仍是小國。
再加上臺商在世界各地的延伸,臺灣等於擴大成一種「數位遊牧」式的超級大國。這就是我推 All-in AI 的原因:AI 是這個時代的發電機,但臺灣可能把它想得太單純,只當成一個工具。所以結論上我覺得沒有衝突──這麼好用的東西就是要用。
當初電發明時,也很多人說會電死人;但到今天,每天被電死的人非常少,人類的科技會不斷進步。AI 也一樣,我希望臺灣比全世界其他大國更快普及──普及速度甚至要比中國、美國更快──這就是我到處宣揚、教學的主因。
問: 可以這樣說嗎:臺灣若真的要在「數位主權」上避險,反而是透過快速、高度的普及,以及高度的運用能力,作為避險方式?
答: 對,你的結論方向就是我所想的。它當然可能還有問題,我舉例:韓國切入的方法是談「AI 治理」,因為公司治理被新加坡拿走了,輪不到韓國講話,所以韓國很早就 All-in,把第二場 World AI 高峰會辦在他們家(第一場在歐盟)。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──模型做不贏人家,治理上做贏就好。
我個人的方向則是放在「使用率」上。我希望就像臺灣在半導體領域那樣,蘇姿丰也說過 CoWoS 這個字在臺灣是所有人都聽得懂,在其他國家根本沒有這種情況。這代表「半導體常識」在臺灣超強。我希望「AI 常識」在臺灣也超強──大家知道它的優點、缺點,知道用哪個模型做哪件事有什麼好處、可以增加生產力、可以減少風險,這些 know-how、skill 都是世界最領先的。如果是這樣,我相信我們以人均產出 GDP 衡量,會非常高,而且會走到極度領先群。
用得好,自然就賺得多;賺得多,自然就安全。因為大家都喜歡跟產出高的人合作,我們的話語權就更大;要處理我們、要對我們做任何事都得三思,這就是保障主權最優異的做法。這個做法,在我心中,跟以色列比較接近。
問: 您剛才說現在臺灣的 AI 使用率還在推廣中,手邊有沒有可以參考的數字?
答: 去年我看到 Claude 出的一份報告,因為這只有他們自己看得到部分數字。Claude 公布了各區域、各國家總人數中,有付費訂閱 Claude 的人數比例。新加坡是全世界第一名,而臺灣是 30 幾名──這就是我 All-in 的原因之一。
新加坡第一名我覺得可以理解,但臺灣 30 幾名我不能理解,我也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。因為「訂閱」其實等同於:你有沒有把資源挪移過去買「發電機」?還是你打算手動做事?
Claude 出的報告當然只指 Claude 用戶,有一定偏頗性,但 30 幾名實在太低,我希望排名能進到前五名。
(補充:這裡指的是「每月實際付費」的人數除以總人數,不是「曾經用過」。另外,我也看過 MIT、Stanford 等公布的 AI 熟練度相關數據,臺灣排名都不在前面,這非常令人擔憂。)
問: 最後總結一下您的結論:臺灣最好的避險方式,是站在 AI 巨人的肩膀上,高度使用 AI,即使是用半年前的、或重新包裝過的也沒關係,重點是大幅提升使用度、熟悉度,提高每一位臺灣人的產值──這才是我們未來最好的 strategy。您同意這樣的結論嗎?
答: 可以這麼說,可以這麼說。